比尔·盖茨：我不擅长做总统，我真正的长项是创新

结核病患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用药几个月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但一旦停止服用药物，结核菌就会卷土重来。如果能够缩短服药周期，副作用就会降低，成本也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患者坚持服药的几率会提高，这样一来耐药性也会随着下降。

对于四个月疗程的药物，我们目前已有几个备选，有望在未来一两年内开展临床试验。今天早上，在GHDDI的入驻仪式上，讨论的一项内容就是临床试验有多少应在中国、印度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从而尽快地完成临床验证。

我们在全球健康领域看到了大量的创新。我们需要在农业领域有更多的创新出现。非洲目前的农业生产力非常低，只有美国或中国四分之一的水平。同时非洲人口数量增长最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又最弱。如果想要养活非洲大陆的人口，唯一的方式是大幅改善种子质量和其他方面。

我们在中国积极地寻找优良水稻种子，这是优先级比较高的，并引入到非洲，帮助提高农业生产，然后还有高粱、木薯，等等。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很多好的案例。我们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中国的科学家们以及农业部等进行合作和沟通，愿意对有潜力提高非洲生产力的种子改良研发提供资助。

Q：有些观点认为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的科技力量非常警惕，您对此如何看待？

比尔·盖茨：在很多领域竞争都是件好事，当人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AI实力到底谁更强时，我不确定他们是如何定义的。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应该算哪边呢？算中国还是美国？很难区分。在科研领域，大家读同样的论文。很多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非常公开的，像微软和谷歌等企业的很多工作也都是开源的。

这好比说北京和上海比，谁在AI上更有实力，你当然可以就此写篇文章，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技术的发展前沿是一样的，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我们能用AI来研发药物，治疗癌症和阿兹海默症，这不是“零和博弈”，或是像足球比赛总会有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

在创新领域，当然武器不算，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武器是“负和博弈”，因为武器的研发要用资源，而研发出来之后又会摧毁资源，所以战争实际上是负和的。但是研发新型药品，或是开发教育软件让贫困家庭的学生也能学习，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能做出这样的创新就是好事。

Q：谈到具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和欧盟方面成立了一个基金来推进清洁能源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合作模式未来是否有计划在中国复制？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发展和治理中的角色？

比尔·盖茨：在签署巴黎气候协定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除了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以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叫做“创新使命”的倡议。共有30多个国家承诺要提高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其中包括了中国、印度、美国、日本等所有研究投入大国，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大量创新。要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仅通过发电行业减排是不够的，而是要涉及交通、工业经济、钢铁、水泥、农业、土地使用、畜牧业等等方面。要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为零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对基础能源研究的投入不断增加，也是创新使命倡议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基础研究之后，下一步要推动风险投资——针对那些推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的公司——欧盟已经宣布这样做。如果中国政府也希望成立针对这一领域的风险投资基金，我们也可以尝试建立一个与欧盟相似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突破能源投资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 BEV）的20位投资人中，有两位是中国投资人。重点在于要提高基础研究的预算，然后才会有欧洲突破性能源这样的机构来考察这些科研成果，提出有哪些新的水泥和钢铁制造技术可以应用，或者哪些成果可以从实验室进入到下一步测试。

Q：联合国将在下月召开气候大会，但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现在，各国政府很难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非政府组织（NGO）能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么？

比尔·盖茨：目前有很多NGO，至少是在美国，有很多环保NGO就这类问题大声呼吁。比如在我居住的华盛顿州就有关于收取碳税的提议，12个小时后决议结果就会出来，虽然通过的几率并不大，但是值得一试。对于气候问题方面的很多投资都多亏了来自民间社会强烈的呼吁和参与。我相信未来美国会重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来。

从实际来看，如果我们希望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必须要求在短时间内作出并落实大量的创新。现在更有可能的是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三摄氏度，如果我们不够小心谨慎，上升幅度可能更高。

当然你很难提出要求，比如让印度不能再用煤这种便宜的方式发电，当然各国作出了很多投资和承诺，最终不再用煤，但问题在于能源结构的转变需要时间。大部分国家的进程都是滞后的，包括德国，虽然意愿很好，也做了很多工作；还有澳大利亚，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政治争议。没有多少国家超前完成了承诺。时间越长，实现承诺就变得越加困难。采取措施减少能源浪费，或者用天然气代替煤炭，这些是能够比较快地做到的。但下一阶段的排放减少要困难得多。

Q：由企业家转型为慈善家，您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您看来，企业家应当如何平衡企业权利与社会责任？在这方面，你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比尔·盖茨：我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是提出了 “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倡议，宣誓人都是非常富有的个人，他们承诺会捐出自己大部分财产给慈善事业。我们会定期举办活动，聚在一起讨论。我们已有几位来自中国的成员，希望能看到更多中国成员的参与。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目前大概有180位成员。人们开始做慈善的年龄常常因人而异，以及如何让自己的配偶、孩子也参与进来，每个家庭的方式都不一样。还有他们选择的投入领域，可以是应对某种疾病，也可能是其他的领域；可能是针对当地社区，或是帮助贫困国家，在那里一美元也能带来很大的影响。

慈善的魅力之一正来自它的多样性，人们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我从40多岁开始涉足慈善，但是全情投入慈善是在我50多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60多了，刚刚过了63岁生日。像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从30多岁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虽然不是全职，比我开始的年纪早了很多。我觉得这很好。当他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会积累很多经验，哪些方法行得通，哪些行不通。

（编辑：南京站长网）

【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络，其相关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若无意侵犯到您的权利，请及时与联系站长删除相关内容!